北京白癜风医院 https://disease.39.net/yldt/bjzkbdfyy/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义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曾是学术界关于进入国家或者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文明只能由年前殷墟开始算起。但这个标准是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概括而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因。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启另一条研究主线即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距今年前后，中国开启文明起源进程。距今年到年之间，社会分化加速，生产、发展、信仰体系逐渐丰富，社会差别不断强化。距今年到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有竞争有交流，共同促进文明发展，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的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年至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到年前形成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一整套礼乐制度，形成了王朝气象，并向周围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从距今年到年期间的各区域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转变为由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良渚遗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良渚遗址考古的主持者，我有幸亲历了发现良渚古城遗址的关键节点，并参与了从良渚古城发现到申遗的全过程，深感荣幸。年在良渚葡萄畈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的古河道。考古队沿着发现的线索，做出各种可能的推断，然后去钻探求证，终于在年找到了四面城墙。良渚古城是在长江下游第一个发现的城址，也是良渚文化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城址。经过10年的考古发现，良渚古城总的工程量大概有多万立方米、非常浩大，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大概只有万立方米。良渚古城的规模与建筑特点使考古界和社会各界极为震撼，学界专家评价说“良渚古城的发现，意义堪比殷墟”，这对于整个中国考古、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成为了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当7月6日在阿塞拜疆的申遗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得全票通过的那一刻，全场沸腾，良渚作为中国长江下游地区五千年的古代文明，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也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而且给世界文明增加了一个崭新的独特案例，一个东方的文明社会标准。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金属冶炼和文字出现，但良渚古城以其规模巨大的工程量所体现的庞大社会组织，以及精美的玉器和不同等级的墓葬所反映的等级社会等，足以证明其背后的社会形态绝不亚于古埃及。稻作农业和临水而居、水路交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则向世界展示了最早的江南，中国长江流域的文明模式。在当时，良渚文明的很多要素被全国其他文明所吸收，北到西北，南到广东，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何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负责人）：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自年便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如今已进入工程的第五阶段。二十年来，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在探索中原地区国家起源与文明形成方面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初步摸清了陶寺遗址作为邦国都城的各个功能区划，成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基本模式。陶寺文明对于中华精神文明的贡献，表现为“八卦”宇宙观指导都城规划，政治地理五方构成天下观，天文历法成为王权重要的科学软实力，发明最早的汉字用于国家管理等。陶寺文明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贡献在于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等的集成创新。陶寺文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以相对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指向陶寺都城遗址是文献所载的“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陶寺圭尺1.6尺地中刻度，首次表明最早“中国”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文明考古研究成果为世界文明考古研究理论提供了“中国理论范式”。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国家的诞生为标志，中国最早的国家为“邦国”，即以考古学文化为基本行政范围的、存在阶级对立的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国家。可以说，陶寺文明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文明的定义、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贺云翱（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话题中的“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它以国家形态及构成国家形态的各种文明要素为核心内涵。国家的出现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因为它是人类数百万年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国家诞生前的数百万年，人类社会是依靠血缘关系而存在和运行的；国家诞生后的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是依赖国家政治治理而存在和运行的。为此我们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治理方式。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首先是中华文明各要素的起源探索。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人地关系等方面，不同文明要素经过年左右的持续发展，逐渐汇聚成文明的磅礴力量，在多年前，终于突破百万年原始血缘社会的惯性和制约，走出酋邦时代，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建立了最初的地域性文明。这些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初期国家文明既是各个地域文化连续万年发展的结果，也是彼此间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等各种文明要素不断交流提升中创造而成的。大约在年前，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却从龙山时代进入到属于自己独尊的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李守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关于中国文明，一方面是古老自源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当今世界，可以说历史最悠久、文化遗存最丰富、文献记载最详备。另一方面，建立起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中国标准及中国的话语系统，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如果把文明放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中，就要考虑一些共性。我们不能把考古发现中有无文字作为文明的必要标准，但也不能不把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了迁就文字的标准，把不能证实是文字的说成是文字。考古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需要“综合把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探源是一个方面，观流是另外一个方面。“流”包括传播与传承两个方面。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就具有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从汉字的角度去解释，我们重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也要重视其流传的技术条件。汉字研究是中华文明研究的一部分，迫切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汉字研究话语权和体系。付巧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项极其复杂，需多学科领域一起长期探索的重要工程。作为自然科学的前沿领域，古DNA研究对于探源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可以从分子层面直接去观察过去文明或文化下人群的遗传历史和亲缘谱系。可以通过提取良渚、陶寺、石峁等早期文明遗址人骨遗存里的古DNA，分析这些人群的遗传特点，厘清这些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互动细节，以及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下去探索这些人群更早期的来源和传承关系，从而探讨我国不同文化区域中心人群的发展脉络，他们的互动可能带来的技术交流和文化融合，这些都在不同层面直接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年，我们课题组通过对我国南北方近万年人群的规模性、系统性古DNA研究，发现中华族群的演变和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人群年以来出现了多次大换血，而我们中华民族至少在年以来，人群主体基本上是相对连续传承的，而且以台湾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南岛语族跟多年前福建地区的人群同源。也就是说，我国多年前的古南方人群和古北方人群，经过不断的双向迁徙和基因融合，基本形成了现在中国人群的遗传结构。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发现之一、被誉为“中华文明前夜”的石峁遗址，是我国龙山时代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其人群来源一直备受
